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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与观念
  • [摘要]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通常被称为“文学的求真行动”,因为它在突破很多传统文学的表达机制的同时,有效传达了作家主体强烈的求真意愿,以及在追求真实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独特叙事策略。所叙之事的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基础和前提;而作家主体的情感与观念,则是统摄整个叙事的灵魂。在非虚构写作中,作家主体的情感与观念带有明确的共同体特征。它既展示了作家主体情感的复杂共振状态和它的公共价值取向,又折射了作家主体内在的伦理观念。通过平等对话的姿态,非虚构写作聚焦于各种现实或历史问题而展开叙事,使作家、当事人和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的互动机制,传达了作品在情真、事真和理真上的有机统一,有效维护了非虚构写作的求真理想。
  • 洪治纲
  • 全文[ PDF 1615893.0 MB ] 2022.5(11):112-120  共有 236 人次浏览
  • “传奇”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1957—1961) &nbs...
  • [摘要]1957年初版的《林海雪原》,经评论界剖析,“传奇”色彩凸显,引发了革命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的命名。随后几年其“传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承认、质疑与回护,成为评价《林海雪原》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引出了当代文学史的一系列命题。“传奇”从依附“民族风格”到与“革命浪漫主义”连通,经李希凡阐释后在《林海雪原》中焕发最为强烈的新质,但它仍有难以摆脱的老问题。“传奇”之尴尬,也反映了革命英雄传奇在新文艺整体构建中的处境。
  • 廖秀芳
  • 全文[ PDF 1645316.0 MB ] 2022.5(11):121-129  共有 355 人次浏览
  • 当下创作如何“发明传统”? ——论宗璞“野葫芦引”四部曲 &nb...
  • [摘要]宗璞在创作“野葫芦引”四部曲的过程中,以《红楼梦》为理想范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明”了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经本土文论话语消化后的外国现代小说经验,也是宗璞发明传统的重要助力。《红楼梦》包容广阔的网状结构、收放自如的叙事节奏,使四部曲获得小说的坚实骨骼和从容气度;但四部曲之所以鲜活生动,还得益于作家以无可替代的当下体验筑成小说的丰满血肉。在历史叙事、家族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和成长叙事等层面,四部曲反拨并丰富了现代小说传统,充分展现了当下作家的创造性。四部曲这一个案说明,作家唯有坚持当代性和主体性,才能从“远传统”与“近传统”、本土传承与外来助力交织而成的情境中发现并激活“有活力的东西”,从而推动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徐阿兵
  • 全文[ PDF 1673474.0 MB ] 2022.5(11):130-139  共有 217 人次浏览
  • 论王朔现象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转向 ——兼论当代文学与影视关...
  • [摘要]“王朔现象”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价值虚无”“躲避崇高”“痞子文学”“解构英雄”等角度,对王朔作品或现象进行探讨。这些研究均是试图在价值维度中对其作分析与定位,并且由于对其持或认同或反对的不同态度,使得探讨各方陷入各执一词而无法形成有效结论的局面。只有跳出以往探讨的局限,将王朔现象置于包括文学、影视等门类在内的文艺领域整体观视阈中,才能全面揭示其背后的学理性逻辑,即它展现出当代文学书写如何从一种传统向另一种框架的转换,以及文学与影视自1949年起所形成的关系的变迁。前者是自掀起“重返八十年代”热潮以来,当代文学领域所力求探询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后者则在当下文艺深受影视过度娱乐化影响的背景之下,尤其具有清理与反思的现实性价值与意义。另外,该研究或可为近年来学界所呼吁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思路与案例。
  • 邱晓丹
  • 全文[ PDF 1702494.0 MB ] 2022.5(11):140-149  共有 269 人次浏览
  • 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中的意象抒情传统
  • [摘要]城市文学的本土化一直都是乡土中国的难题,但城市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血脉相连,其中潜藏着有待挖掘的意象抒情传统。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上海书写以城市意象融汇抒情传统,跨越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性的隔阂,构建出城市文学本土写作的典范。这一意象抒情的美学风格,从“南方的诗学”追溯现代性的生成,为“抒情考古学”注入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情与景”“物与人”“爱与美”相交融的城市意象写作,展现出最具地方特色与民族传统的审美趣味、人生情致和天下关怀。
  • 朱军
  • 全文[ PDF 1670462.0 MB ] 2022.5(11):150-158  共有 267 人次浏览
  • 孔子论次《诗》考
  • [摘要]西周末春秋时期,诸侯国纷纷以西周《雅》《颂》为模仿对象“制礼作乐”,这种行为一方面扩大了西周礼乐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西周礼乐政治传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诸侯之诗最初都以国或国名加“诗”字命名。孔子以“礼乐自天子出”为原则,将政令仅行于王畿之内的王城之诗和政令行于一国的诸侯之诗皆称作“风”。为了“备三颂”,孔子将宋和鲁的诗列于周颂之后,从而用殷、西周和“继周者”的鲁,构造了新的三统。孔子整理《诗》与其“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而作的《春秋》之间形成了有力的呼应。孔子整理《诗》的最直接目的是保存记录西周礼乐政治及其最初的形成和在春秋时期的影响,同时也为未来大一统的王道政治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借鉴和文化基础。司马迁所云孔子“去其重”,可能不仅仅是删诗,更重要的是从《雅》《颂》中去掉列国那些用作雅、颂的作品,让这些重叠称为雅、颂的作品回到邦国之诗的本来位置上。
  • 孙尚勇
  • 全文[ PDF 1706959.0 MB ] 2022.5(11):159-168  共有 212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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